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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活动造成气候、资源和环境日益恶化和绿色生产力动能日益迸发的背景下，全面考察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构建绿色经济社会发展指数，尝试解决传统GDP和绿色GDP在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上的一些局限性。绿色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不仅包括环境和资源消耗等因素，还涵盖了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多个方面，以更加综合地反映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教育在推动绿色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性。通过对不同国家绿色经济社会发展指数的测算表明，教育投入与绿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密切关系，这一关系相较传统GDP和绿色GDP来说更强。大力发展教育，建设教育强国，可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的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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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是重要的公益性事业，地方财政对其支出不足与其财政压力密切相关。本文借助“营改增”捕捉地方财政压力的外生变化，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学前教育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增大时会优先压缩学前教育财政支出，且财政压力对学前教育财政支出的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政府竞争较弱的地区更为明显。同时还发现，地方财政压力越大，义务教育财政支出要求越高，地方学前教育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会越小，即在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支出与学前教育支出存在反向替代关系。本文研究的结论为解决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不足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若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提供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的信息优势，必须增加地方财力，同时也要注重各级教育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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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培养大国工匠、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途径，但中考后普职分流政策引发的焦虑却反映出社会对职业教育收益率的质疑。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间的10次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拓展的明瑟方程和工具变量法，开展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在个人层面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研究，并采用年龄-时期-世代模型（APC Model）分析职业教育收益率在劳动力生命周期内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第一，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整体上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比普通高中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更高；第二，中等职业教育的工资收益具有显著的年龄和世代效应，中职个人收益率随着世代变迁从“后劲充足”转变为“后劲不足”；第三，中职个人收益率在不同的收入层次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中等职业教育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但存在“提低”与“拔高”能力不足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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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与经济状况如何影响子代学业表现，并检验了家长教育参与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第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教育参与和子女学业表现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因素的作用则相对有限。在教育参与中，父母难以通过经济优势弥补其在学识方面的不足。第二，经济因素对家长教育参与意愿和行为存在差异化影响。经济条件较好的家长在教育资源投入方面更具优势，但并未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教育期待；相反，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家长对子代的教育期望更高。第三，在父母受教育程度相近的情况下，农村家长相对城市家长在子代的教育实践中投入了更多精力。此外，家长教育参与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不存在城乡差异。鉴于此，未来政策应注重提升家长的教养理念和参与质量，以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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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关系个体成长发展和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人力资本。但当前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尤其是超重肥胖问题突显，并且未得到有效控制，不利于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社会发展。日常生活情境中儿童青少年的体重控制行为，即“管住嘴”和“迈开腿”究竟是否有效需要进行规范的评价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的研究发现，当前儿童青少年饮食控制存在明显问题，与预期不同，饮食控制显著提升其超重肥胖概率，个人和家长膳食知识缺乏和不合理实施可对此做出部分解释；身体活动则能够显著降低超重肥胖概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饮食控制的增重效应在父母受教育水平偏低的儿童青少年中显著存在；身体活动的减重效应则主要体现于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有鉴于此，应精准推动公共政策改革，大力加强饮食控制的科学性，注重膳食科普和继续强化体育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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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09-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揭示了多条件协同作用下高等学校资源配置实现高效率的多元路径。研究发现，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实现具有显著的复合性和时空差异性。研究识别出全面发展型、“政治+经济+社会”驱动型、“政治+经济+技术”驱动型以及“经济+社会”双轮驱动型等四种高效率的驱动模式。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构建系统性思维框架，强化各要素协同；二是构建韧性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整体治理能力；三是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探索特色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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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教师增负的担忧，其现实状况尚不清晰。基于工作家庭冲突理论的视角，利用2021年9-11月对中部某省三个县市城关镇20所中小学教师的调查数据，描述性分析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女教师工作时间总量及结构均有所延长；进一步根据工作资源保存理论构建回归模型分析发现，过长的工作时间能够增进工作家庭冲突感知，其中工作总时间和行政管理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感知具有显著影响；组织资源支持能够缓冲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感知的影响，但整体效果有限。结果表明，“双减”政策实施背景下女教师的工作和家庭角色调适面临挑战，组织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缓解冲突的作用，进而从组织管理角度提出了缓解女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