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2卷第6期文章目次
2017, 2(6).
摘要:
本文以笔者所见所闻，提出和探讨了教育经济研究中的某些问题，包括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
本文以笔者所见所闻，提出和探讨了教育经济研究中的某些问题，包括研究对象与学科性质、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
2 工作的未来
2017, 2(6).
摘要:
新技术的发展总会替代劳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对非技术农业工作以及技术性的生产工作产生了冲击；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对可以由电力完成的非技术工作产生了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减少了由拥有更高技能的人员所做的工作；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取代技术工人的工作。新技术会提高生产率，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人类闲暇，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大多数集中在技能分布中间位置的常规性工作被计算机所替代，促使工资不平等上升。但在无法实现自动化的产业部门中，一些新工作被创造出来，人们的工作时间并不必然会降到很低的水平。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理应对新技术持欢迎态度。中国政府强调创新的驱动作用，提出建立制造业创新中心，引导和支持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但其研发投入仍显不足，生产性投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
新技术的发展总会替代劳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对非技术农业工作以及技术性的生产工作产生了冲击；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对可以由电力完成的非技术工作产生了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减少了由拥有更高技能的人员所做的工作；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正在取代技术工人的工作。新技术会提高生产率，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人类闲暇，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大多数集中在技能分布中间位置的常规性工作被计算机所替代，促使工资不平等上升。但在无法实现自动化的产业部门中，一些新工作被创造出来，人们的工作时间并不必然会降到很低的水平。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理应对新技术持欢迎态度。中国政府强调创新的驱动作用，提出建立制造业创新中心，引导和支持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但其研发投入仍显不足，生产性投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
2017, 2(6).
摘要: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绩效考核主要围绕GDP等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重经济轻民生的发展导向。为了改变这一情况，有必要建构教育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为评价地方政府提供基础。依照一定的方法和流程，本文以《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为基础，在深入的文本解读、文献分析和专家讨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含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32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为了满足评价者的整体性评价需要，还采用专家赋权法对各级各类指标进行了赋权，最后可得到系列的综合指数。这一指标体系不仅可用于对教育政绩单方面的考核评价，还可用于对教育政绩的整体性评价。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绩效考核主要围绕GDP等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重经济轻民生的发展导向。为了改变这一情况，有必要建构教育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为评价地方政府提供基础。依照一定的方法和流程，本文以《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为基础，在深入的文本解读、文献分析和专家讨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包含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32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为了满足评价者的整体性评价需要，还采用专家赋权法对各级各类指标进行了赋权，最后可得到系列的综合指数。这一指标体系不仅可用于对教育政绩单方面的考核评价，还可用于对教育政绩的整体性评价。
2017, 2(6).
摘要:
人力资本竞争是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方面。本文在学生和劳动力可自由流动的背景下，构建了地方政府通过省属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以最大化本地经济总产出的理论模型，并证明：经济发达省份采取地方保护，而经济欠发达省份向经济发达省份进行招生是理性策略。利用2008-2013年我国省属高校招生数据的分析发现，虽然省属高校跨省招生在表象上具有“扶贫”性质，招生名额流向是从经济强省到经济弱省，然而，在加入“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政策变量矫正后的OLS模型，以及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均证实：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仍符合个体理性策略。这说明：发达地区跨省招生规模扩大的原因更多来源于中央政策干预，而非本身意愿。研究同时发现：“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在改善了公平的同时，对受援省份接受的跨省招生名额带来了“挤出效应”。本研究最后提出了通过配套措施改进中央政府调控激励地方高校自主自愿维护地区招生公平的思路。
人力资本竞争是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方面。本文在学生和劳动力可自由流动的背景下，构建了地方政府通过省属高校招生名额分配以最大化本地经济总产出的理论模型，并证明：经济发达省份采取地方保护，而经济欠发达省份向经济发达省份进行招生是理性策略。利用2008-2013年我国省属高校招生数据的分析发现，虽然省属高校跨省招生在表象上具有“扶贫”性质，招生名额流向是从经济强省到经济弱省，然而，在加入“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政策变量矫正后的OLS模型，以及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均证实：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仍符合个体理性策略。这说明：发达地区跨省招生规模扩大的原因更多来源于中央政策干预，而非本身意愿。研究同时发现：“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在改善了公平的同时，对受援省份接受的跨省招生名额带来了“挤出效应”。本研究最后提出了通过配套措施改进中央政府调控激励地方高校自主自愿维护地区招生公平的思路。
2017, 2(6).
摘要:
基于48个代表性国家的数据建立面板模型，以考察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教育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看，教育系统对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正，且教育系统满足市场经济竞争需要的程度增加1个单位将使人均GDP提高0.0111%；具体来看，发达国家的教育系统对人均GDP的影响程度比非发达国家的教育系统对人均GDP的影响程度高0.0097%，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教育系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强于非发达国家。进一步，非发达国家教育系统对人均GDP的影响虽有0.0038%的贡献，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意味着非发达国家教育系统对人均GDP的正向影响有待商榷，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非发达国家教育系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教育系统不能满足竞争经济的需要。用大学教育替代教育系统重新建模，得到了与初始建模一致的结果，证明结论具有稳健性。结果说明，在期待以教育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实践中，必须高度重视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匹配与平衡，不仅关注教育投入的数量，更要在把脉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关注教育投入的结构与质量，使得教育真正能够成为有效撬动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并最终使教育与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基于48个代表性国家的数据建立面板模型，以考察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教育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看，教育系统对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正，且教育系统满足市场经济竞争需要的程度增加1个单位将使人均GDP提高0.0111%；具体来看，发达国家的教育系统对人均GDP的影响程度比非发达国家的教育系统对人均GDP的影响程度高0.0097%，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教育系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强于非发达国家。进一步，非发达国家教育系统对人均GDP的影响虽有0.0038%的贡献，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意味着非发达国家教育系统对人均GDP的正向影响有待商榷，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非发达国家教育系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教育系统不能满足竞争经济的需要。用大学教育替代教育系统重新建模，得到了与初始建模一致的结果，证明结论具有稳健性。结果说明，在期待以教育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实践中，必须高度重视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匹配与平衡，不仅关注教育投入的数量，更要在把脉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关注教育投入的结构与质量，使得教育真正能够成为有效撬动经济增长的着力点，并最终使教育与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2017, 2(6).
摘要:
近几年随着我国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的不断增大，城乡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农村儿童上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比例却在显著减小。本文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和2013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CHIP2002/2013）为基础，通过COX模型估算了当前我国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差异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并分析了城乡教育代际流动差距不断扩大，农村代际持续性不断增强的原因。数据显示城乡两部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都在不断增加，2013年农村父母对子女的影响超过了城镇父母对子女的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家庭教育支出作用不断增强、城乡教育的软实力差距以及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巨大有关。
近几年随着我国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的不断增大，城乡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农村儿童上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比例却在显著减小。本文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和2013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CHIP2002/2013）为基础，通过COX模型估算了当前我国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差异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并分析了城乡教育代际流动差距不断扩大，农村代际持续性不断增强的原因。数据显示城乡两部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都在不断增加，2013年农村父母对子女的影响超过了城镇父母对子女的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家庭教育支出作用不断增强、城乡教育的软实力差距以及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巨大有关。
2017, 2(6).
摘要:
基于现有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本研究从理论上探讨高校扩招通过家庭教育投资决策、学校教育积累过程以及劳动力市场教育回报三条传递路径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理论上很难判断高校扩招是否能够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降低机会不平等。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将高校扩招作为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计量模型，实证考察高校扩招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研究发现，高校扩招的综合收入弹性效应为正，这意味着高校扩招使收入流动性降低，增加了代际收入流动的不平等。研究还发现，高校扩招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阻碍作用主要通过女性子代实现。我们认为高收入和高社会阶层家庭更有能力俘获高校扩招带来的好处，尽管低收入家庭因经济约束下降和高校扩招机会上升更愿意为子代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其子代（尤其是女性）由于面临劳动力市场的更强竞争，出现收入和收入流动双下降的情况。
基于现有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本研究从理论上探讨高校扩招通过家庭教育投资决策、学校教育积累过程以及劳动力市场教育回报三条传递路径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理论上很难判断高校扩招是否能够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降低机会不平等。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将高校扩招作为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计量模型，实证考察高校扩招的代际收入传递效应。研究发现，高校扩招的综合收入弹性效应为正，这意味着高校扩招使收入流动性降低，增加了代际收入流动的不平等。研究还发现，高校扩招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阻碍作用主要通过女性子代实现。我们认为高收入和高社会阶层家庭更有能力俘获高校扩招带来的好处，尽管低收入家庭因经济约束下降和高校扩招机会上升更愿意为子代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其子代（尤其是女性）由于面临劳动力市场的更强竞争，出现收入和收入流动双下降的情况。
2017, 2(6).
摘要:
基于2016年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对三峡区域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统计分析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者以中青年、已婚者为主，农民工返乡创业选择与家庭小孩数量有关，返乡创业者学历以中等教育为主，汉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教育分布呈现倒“U”型，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则表现为近似“N”型；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受家乡地创业政策激励明显，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绿色生态农业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领域；汉族、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日工作时间较长；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2人就业，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月收入为男性收入的78.95%。计量研究表明，民族、婚姻、工作经历、创业年限、亲朋创业、创业规模、创业技能、绿色农业行业、创业政策等是影响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的重要变量。加大返乡创业政策创新，分类诱导，有序实施区域创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协同变革，积极提升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推动更高质量返乡创业。
基于2016年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对三峡区域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统计分析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者以中青年、已婚者为主，农民工返乡创业选择与家庭小孩数量有关，返乡创业者学历以中等教育为主，汉族籍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教育分布呈现倒“U”型，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则表现为近似“N”型；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受家乡地创业政策激励明显，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绿色生态农业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领域；汉族、少数民族籍返乡创业者日工作时间较长；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2人就业，女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者月收入为男性收入的78.95%。计量研究表明，民族、婚姻、工作经历、创业年限、亲朋创业、创业规模、创业技能、绿色农业行业、创业政策等是影响中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质量的重要变量。加大返乡创业政策创新，分类诱导，有序实施区域创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协同变革，积极提升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推动更高质量返乡创业。
2017, 2(6).
摘要:
目前，女性无论是在就业参与还是在工资收入方面均落后于男性，而教育是对工资收入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缩小性别工资差异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大量的相关经济学研究文献，这些文献较为一致地发现：教育、教育扩展对女性的影响要高于男性，并且提升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异。此外，教育资源的大量持续增加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而使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成为现实，由此极大推进了工资收入方面的性别平等进程。与此同时，教育扩展也加剧了学历竞争,如何避免出现“学历贬值”、“过度教育”等现象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目前，女性无论是在就业参与还是在工资收入方面均落后于男性，而教育是对工资收入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缩小性别工资差异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大量的相关经济学研究文献，这些文献较为一致地发现：教育、教育扩展对女性的影响要高于男性，并且提升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异。此外，教育资源的大量持续增加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而使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成为现实，由此极大推进了工资收入方面的性别平等进程。与此同时，教育扩展也加剧了学历竞争,如何避免出现“学历贬值”、“过度教育”等现象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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