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0卷第3期文章目次
2023(3).
摘要:
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5两期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方法，在控制个体相关特征、家庭特征和学校固定效应的条件下，估计了教育现金资助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成绩的因果影响。结果显示，教育现金资助对获资助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显著的正影响，且当获资助的学生全部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这一影响更大。对一个“典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现金资助，可以使得他的学习成绩提高0.227个标准差，这一促进作用在男孩、农村学生和父母高学历学生中更为显著，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显示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从这一资助中的获益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教育现金资助产生作用主要由收入效应驱动，它通过改变家庭收入在教育投资上的分配来促进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未来应注重划分不同的资助标准，提高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识别度。
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5两期的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方法，在控制个体相关特征、家庭特征和学校固定效应的条件下，估计了教育现金资助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成绩的因果影响。结果显示，教育现金资助对获资助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显著的正影响，且当获资助的学生全部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这一影响更大。对一个“典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现金资助，可以使得他的学习成绩提高0.227个标准差，这一促进作用在男孩、农村学生和父母高学历学生中更为显著，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显示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从这一资助中的获益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教育现金资助产生作用主要由收入效应驱动，它通过改变家庭收入在教育投资上的分配来促进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未来应注重划分不同的资助标准，提高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识别度。
2023(3).
摘要:
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与追踪调查的两期面板数据，本文基于微观学校财务的视角，在学校层面考察了生均财政投入是否能有效促进学校办学的质量与公平。实证结果显示：首先，生均财政投入能显著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并且其影响在“县镇”以及“农村”地区的学校更为显著；其次，整体而言，本文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增加生均财政投入能显著缩小学校内部办学质量的差异，但对于“县镇”及“农村”的学校而言，增加财政投入更能促进其内部学生认知发展的均等化。在当前大力推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
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与追踪调查的两期面板数据，本文基于微观学校财务的视角，在学校层面考察了生均财政投入是否能有效促进学校办学的质量与公平。实证结果显示：首先，生均财政投入能显著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并且其影响在“县镇”以及“农村”地区的学校更为显著；其次，整体而言，本文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增加生均财政投入能显著缩小学校内部办学质量的差异，但对于“县镇”及“农村”的学校而言，增加财政投入更能促进其内部学生认知发展的均等化。在当前大力推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借鉴意义。
2023(3).
摘要:
生源地助学贷款是我国高校助学贷款的主要模式。在财政供需矛盾凸显的背景下，对其运行成本进行核算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产生于多个部门，且部分缺乏会计记录。借助作业成本法的理念，我们从流程和部门两个维度构建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的核算框架，确定具体核算方法，对案例县的运行成本进行核算和成本效益分析。研究结果为生源地助学贷款的高覆盖和低违约需要大量成本支撑提供了初步证据，为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控制提供了可行路径。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核算方法亦可为多部门联动项目如精准扶贫、公共卫生事件等项目的成本核算提供思路参考。
生源地助学贷款是我国高校助学贷款的主要模式。在财政供需矛盾凸显的背景下，对其运行成本进行核算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产生于多个部门，且部分缺乏会计记录。借助作业成本法的理念，我们从流程和部门两个维度构建生源地助学贷款运行成本的核算框架，确定具体核算方法，对案例县的运行成本进行核算和成本效益分析。研究结果为生源地助学贷款的高覆盖和低违约需要大量成本支撑提供了初步证据，为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控制提供了可行路径。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成本核算方法亦可为多部门联动项目如精准扶贫、公共卫生事件等项目的成本核算提供思路参考。
2023(3).
摘要: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卡脖子”的科技创新问题备受关注。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对研发、转化两类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变动的科技创新效应主要集中于高技术领域，在研究生教育具备一定规模的前提下，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结构提升能够促进高科技研发，对科创成果转化也具有显著正效应。在控制研发与转化的互动机制、更换变量测度、更换模型后，该结论仍稳健。研究认为，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调整须遵循“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考虑研究生教育布局的区域结构差异，以“夯实底基”作为“扩张尖部”的前提。同时，为最大化“扩张尖部”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各地应围绕博士教育资源构建人才战略体系。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卡脖子”的科技创新问题备受关注。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对研发、转化两类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变动的科技创新效应主要集中于高技术领域，在研究生教育具备一定规模的前提下，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结构提升能够促进高科技研发，对科创成果转化也具有显著正效应。在控制研发与转化的互动机制、更换变量测度、更换模型后，该结论仍稳健。研究认为，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调整须遵循“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考虑研究生教育布局的区域结构差异，以“夯实底基”作为“扩张尖部”的前提。同时，为最大化“扩张尖部”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各地应围绕博士教育资源构建人才战略体系。
2023(3).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人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助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和构建多种空间权重矩阵的方法，从来华留学生的视角研究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考虑了内生性并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技术溢出特征。第二，相比于地理距离，社会经济距离成为阻碍国际人才空间技术溢出的首要因素。第三，国际人才流入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吸引外资效应以及贸易引致效应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因此，应当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有效利用国际人才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同时打破国际创新要素流动限制，增强不同发展水平地区间的合作交流，充分发挥国际人才流入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人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助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和构建多种空间权重矩阵的方法，从来华留学生的视角研究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考虑了内生性并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技术溢出特征。第二，相比于地理距离，社会经济距离成为阻碍国际人才空间技术溢出的首要因素。第三，国际人才流入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吸引外资效应以及贸易引致效应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因此，应当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有效利用国际人才促进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同时打破国际创新要素流动限制，增强不同发展水平地区间的合作交流，充分发挥国际人才流入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
2023(3).
摘要: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采用队列DID的方法考察了1999年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对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招显著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且这一影响随着扩招的持续推行存在世代差异。第二，高校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扩招对于农村地区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大于其对城镇地区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第三，在期望理论框架下，高等教育扩招降低了高等教育溢价，拉大了工作预期与实际获得的落差，这是降低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重要路径。在当前高等教育扩招仍持续推行的背景下，本文反思了高等教育扩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由此提出适时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和引导大学毕业生保持合理就业期望等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采用队列DID的方法考察了1999年开始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对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扩招显著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且这一影响随着扩招的持续推行存在世代差异。第二，高校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扩招对于农村地区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大于其对城镇地区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第三，在期望理论框架下，高等教育扩招降低了高等教育溢价，拉大了工作预期与实际获得的落差，这是降低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的重要路径。在当前高等教育扩招仍持续推行的背景下，本文反思了高等教育扩招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由此提出适时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和引导大学毕业生保持合理就业期望等政策建议。
2023(3).
摘要: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和职业技能三个维度测评其职业发展水平。测评结果显示，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就业质量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最大，社会保险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职业技能优于全国同类劳动者。以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素养能够提高职业发展水平，个人自然条件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创新继续教育模式、改进职业培训方法、提高就业素养和倡导多元化就业成为促进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行动路径。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从就业质量、社会保险和职业技能三个维度测评其职业发展水平。测评结果显示，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就业质量与全国平均值的差距最大，社会保险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但职业技能优于全国同类劳动者。以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素养能够提高职业发展水平，个人自然条件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创新继续教育模式、改进职业培训方法、提高就业素养和倡导多元化就业成为促进长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行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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