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就业匹配质量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估算了数字经济发展对过度教育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劳动者过度教育的发生概率，有助于改善就业错配、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第二，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信息获取和技能需求创造两个渠道降低过度教育概率；第三，数字经济对不同样本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降低了女性、农业户口以及中西部地区劳动者的过度教育概率，存在明显的“普惠性”；但数字经济仅能缓解体制外部门的过度教育，对体制内的过度教育问题没有明显影响。文章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摘要:文章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高校扩招如何通过塑造2010年城市高技能人力资本的空间分布，进而影响2010-2015年中国城市的流动人口吸纳。研究结果表明：与既有文献所得出的集聚外部性吸引人口流入的结论不同，高校扩招引发的高技能人力资本集聚速度过快，使高技能人力资本在城市过度积累、生活成本和落户门槛快速上升、人均医疗资源下降，显著负向影响城市人口的进一步集聚。分技能人力资本层级来看，高等教育扩招导致的集聚主要限制了中、低技能人力资本流动，这可能造成不同技能人力资本的空间隔离，加剧贫富差距。文章从集聚负外部性视角为优化人口空间配置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摘要:随着“学历通胀现象“日益蔓延，“望子成龙”的父母希望子女兼具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定量评估了亲子间教育期望存在差异，尤其是父母期望高于子女时对青少年能力发展的影响。根据亲子间教育期望的高低及异同将样本划分为四个群组：亲子教育期望一致高型、一致低型、父母更高型与子女更高型。研究发现，与亲子教育期望一致低型青少年相比，父母期望更高型青少年认知能力明显更高，但非认知能力并无显著优势。本文还从父母卷入、父母陪伴时间分配、子女课外活动等方面探讨了传导机制。政府应因势利导，助力父母将对青少年的关注点从学习成绩转向能力的全面提升上。

摘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文章旨在探究家庭收入结构如何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时间投入，进而对子女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在排除先天能力的混淆影响后，家庭财产性收入占比越大，子女的数学测试成绩越好。而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以及亲友赠予的占比越大，数学测试成绩越差。其次，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可以提高子女的数学测试成绩，但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对数学成绩无显著影响。最后，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在财产性收入占比对子女数学成绩的正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教育政策要重点关注财产性收入较低的经济困难家庭。为此，不仅要精准地将资助政策对准这部分家庭，学校也应加强指导，鼓励这些家庭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时间投入。政府还可以探索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这将显著提升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有助于改善教育公平、缩小城乡居民人力资本差距。

摘要:近年来的一种观点认为，“耐心是一种人力资本”，主要表现为自我控制力与对未来进行规划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以声誉机制为代表的社会环境对家庭培养“耐心”这一人力资本的积极影响。其中，声誉机制被刻画为无限期重复博弈模型中的触发策略，即“欺骗造成的恶劣声誉会使决策者失去与他人合作的机会，而通过牺牲短期利益建立的良好声誉则会在未来带来持续的回报”。在无限期重复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引入了“家庭是否减少当前消费、增加教育投入来培养耐心”的权衡取舍，发现在声誉机制下，倾向于建立良好声誉的家庭同时也会倾向于培养耐心。在实证上，本文发现了与此一致的结论：在越可能存在声誉机制的社会环境中，平均的耐心程度越高。

摘要:在个体行为机制和影响因素的层面分析婴幼儿家长的托育需求，对于激发生育潜力和提升生育意愿，应对整个社会的少子化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于国家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和资源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全国东、中、西部9个不同省份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婴幼儿家长托育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祖辈支持数量、家庭经济条件对家长托育需求有显著影响；家长职业发展成本和经济收入成本越高，托育需求越高；家长托育需求随着托育价值认同度上升而增加。建议重视潜在需求，为低收入家庭送托创造条件，同时着力加强托育服务早期教育功能，大力发展单位办托。

摘要:“双减”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教师增负的担忧，其现实状况尚不清晰。基于工作家庭冲突理论的视角，利用2021年9-11月对中部某省三个县市城关镇20所中小学教师的调查数据，描述性分析发现，“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女教师工作时间总量及结构均有所延长；进一步根据工作资源保存理论构建回归模型分析发现，过长的工作时间能够增进工作家庭冲突感知，其中工作总时间和行政管理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感知具有显著影响；组织资源支持能够缓冲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冲突感知的影响，但整体效果有限。结果表明，“双减”政策实施背景下女教师的工作和家庭角色调适面临挑战，组织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缓解冲突的作用，进而从组织管理角度提出了缓解女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