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2日下午，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评论》杂志主办的“首届全国教育经济学青年学者论坛”之“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平行论坛举办。《教育经济评论》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刘泽云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梁文艳教授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周雪涵助理教授分别担任上下半场的点评嘉宾。八位青年学者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论坛上半场聚焦于宏观与区域层面的教育经济议题。

华东师范大学的谢晨构建了从高等教育资源到知识溢出，再到中小企业培育的分析框架。依托2017-2023年全国城市权威面板数据，其研究系统论证了高校数量、师资规模及在校生人数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显著促进作用。研究特别揭示，高等教育的影响既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周边一定范围内的高校资源会对本地企业发展产生正向辐射，且该效应随距离拉长逐步衰减，同时本地高校的直接带动作用更优于临近区域影响，还通过人力资本供给、校企合作创新、区域创新生态适配三大机制落地见效。他建议，政策制定者应打破行政边界限制，在高校布局与资源配置中重视高等教育的区域协同价值，同时关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文杰聚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流动难的核心痛点，将研究视角锚定跨区域要素流动与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协同效应。其研究以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为核心切入点，依托2010-2023年161个城市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严谨识别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因果效应，其研究跳出传统教育学内部分析框架、弥补经济学对高校创新主体的关注空白，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微观转让数据精准追踪成果流动，证实城市群政策可通过提升交通通达度、促进人口与资本流动、畅通知识传播机制打破省级行政壁垒，显著增加高校专利跨省转让数量且未产生群外挤出效应，实现转化总量扩张，为依托区域一体化完善校企协同创新生态提供了重要政策实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刘馨燕创新性地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理论视角，突破传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的局限，聚焦职业教育与新型技术采用的深度关联。她依托2011-2023年城市面板数据，以1985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为基准暴露度、结合全国总量增长率构建工具变量，巧妙解决内生性问题，实证证实职业教育规模扩张能有效提升劳动力池适配密度，缓解市场匹配摩擦。研究揭示，职业教育培养的应用型人才与工业机器人等资本体现式技术存在较强互补性，其核心作用在制造业占比高、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而高等教育未显示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这一发现不仅为企业智能化转型提供支撑，更在“机器换人”时代重塑了职业教育的战略价值，为教育与产业政策协同设计提供了扎实实证支撑。

    青岛大学的王新龙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系统绘制出2008-2021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地理分布图谱，揭示了经费配置“中部塌陷、东西部较高”的空间特征。研究通过莫兰指数检验等方法，证实区域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既是驱动本地科技创新的核心助推器，更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带动周边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其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均呈现正向显著特征。基于此，他提出应加大中央财政对中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优化高等教育经费空间布局，同时强化区域间人才、科技资源流动协作，培育跨区域科技创新集聚区，为破解区域创新发展不均衡难题提供了实证支撑与政策参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梁文艳教授分别对四位学者的汇报进行了深入点评。她高度肯定青年学者紧扣国家战略、将现实议题转化为学术命题的研究视野，以及在运用空间计量、双重差分等方法和处理内生性问题时的规范性与创新性。同时她提出共性改进方向：需进一步强化核心概念的界定与理论溯源，细化关键变量测量标准与方法说明，优化研究逻辑的清晰呈现及框架可视化；在研究设计上，可补充时间滞后效应、稳健性检验等以提升结论可靠性，避免变量设计重叠或逻辑模糊，让研究更具理论深度与实践说服力。梁教授的点评既肯定学术价值，又给出普适性完善思路，为青年学者深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

短暂茶歇后，下半场讨论转向了高校治理与微观个体激励。

厦门大学的黄依梵以《组织环境调节下高校正高级职称教师科研产出效应研究》为题展开详细论述。她团队耗时两年收集国内1所顶尖研究型大学29个学院的微观数据，数据内容涵盖教师职称结构、科研项目立项、论文专利产出、经费使用情况等核心维度。通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精细化分析，严格控制学科差异、院校发展定位等干扰变量，最终证实正高级职称教师占比提升确实能推动科研产出的数量增长与质量升级，但研究同时发现，这一效应并非无条件成立，而是受到组织环境的非线性调节。此外，该效应存在显著学科差异，自然科学类学院正高级职称教师占比对科研产出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人文社科类学院。该研究不仅丰富了高校师资管理的理论体系，更为不同类型高校优化师资梯队结构、构建高效学术生态提供了差异化的管理学启示。

北京大学的王牛分享了拔尖人才培养的长期追踪研究成果，其研究基于国内1所“强基计划”试点高校的微观追踪数据，对798名本科生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系统比对。研究通过构建“智（学业表现）、行（科研参与）、志（职业志向）”三维分析框架，全面剖析奥赛生与非奥赛生的发展差异。数据显示，奥赛生学业优势呈“即时性衰减与累积性保持”特征，科研参与率更高但强基生“高参与低产出”，奥赛经历对统招生科研职业意愿提升更显著。他建议高校肯定奥赛信号价值，优化强基生培养，构建从“育志”到“护航”的全链条支持体系。

山东大学的姜天舒以《约束对创新的影响 —— 基于我国科研基金‘包干制’改革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为题，将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引入教育财政领域，在一个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中，剥离并检验了不同经费管理制度对创新产出的因果影响 。实验室实验以“包干制”改革为背景，156名学生被随机分为三组模拟不同经费管理场景。通过玩具搭建任务评估后发现，放松财务约束可提升创新产出数量与独创性，规划约束对创新亦有正向促进作用，据此提出“松钱袋子、强规划力”的治理思路，建议按创新能力与科研经验制定差异化规则。

华东师范大学的许志通则直面“文科无用论”的质疑。他基于长周期的面板数据，量化评估了高校文科科研产出的经济贡献。许志通指出，文科研究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存在3-5年的时间滞后效应，且科研课题与咨政报告等智库类成果的直接贡献更为明显。他特别强调，随着数智化水平的提升，文科科研的边际贡献率呈现递增趋势，且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建议评价体系应充分考量文科成果的长周期性与空间溢出价值。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周雪涵助理教授对下半场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聚焦研究方法、模型构建、数据规范等核心方向提建议。她指出，研究需优化方法严谨性，在计量设计上提出更完善的建议，实验研究需明确现实对应关系，厘清机制与异质性分析适配性；模型构建应关注反向因果，合理运用门槛模型，补充学院资源投入等控制变量，规范省级固定效应设定；数据指标需明确研究层面为省级高校产出总数，区分课题为投入属性，完善部属与非部属院校样本划分，控制理工科成果影响；此外，可探索研究员教师设置等制度变化影响，明确青年教师占比异质性体现的边际效应递减，强化机制与创新影响的关联性。

    论坛的八场报告视野开阔、论证严密，青年学者运用前沿方法揭示了高等教育宏观辐射与微观激励机制。从打破行政壁垒到优化经费管理，从职教扩容到拔尖人才选拔，与会学者的研究不仅回应了国家战略关切，更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知识体系贡献了新生代的智慧。本次论坛促进了青年学者之间的思想碰撞，为理解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复杂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